气候变化可能会引发“特大灾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多次阐明中国对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的立场，即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2、民主激励 一般意义而言，只要拥有一个国家的国籍，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思想上承认多元，行为上也不能走极端。

更重要的是，在思想、行为、样貌，甚至在价值上都没有根本上的不同。宪法意识不是这样讲，而是告诉孩子们，每一个人的财产是每一个人自有的权利，这个权利在社会上十分重要，你不侵害别人的财产权，也没有人会侵害你的财产权。在古代社会里，能活着已是不易，更别提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孩子的姥姥很喜欢听老歌，拒绝接受新歌。消费者协会本来可以成为最方便的救济途径，但消协除了协调基本没有其他手段可以作为，听不听全在经营者，显然威慑力不足。

所以，即便是突发事件，甚至紧急状态，第一，有一些基本的人权依然要充分考虑，如人的尊严，疫情大家都不好受，不能搞歧视，国外不能，中国人自己更不能，解决问题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而不是毁掉人类的文明。宪法意识既维护人民意志贯彻的效率，也防范过度的权力使人民意志异化。公安机关承担依法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职责。

办理未成年人的行政案件，应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保障其合法权益。有的是延续性的内容，也有新增和调整的规定。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开展工作要考虑民法典规定，不能侵犯人民群众享有的合法民事权利。要推动《民法典》的普法工作，让人民群众认识并理解《民法典》，树立自觉守法的意识，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纠纷靠法的习惯。

办理涉及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刑事案件，要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厘清刑事犯罪与民事违约或民事侵权的关系，衔接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民事维权，依法保护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保护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对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关治安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处理。

进入专题： 民法典 法治公安 。《民法典》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自由、公正、诚信、法治等内容转化为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的平等、自愿、公平、诚信、不违反法律和违背公序良俗等原则，对公安机关工作有重要指导意义。公安机关要规范行政案件办理权限和程序，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严肃处理侵犯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民法典》的条款中，有的直接涉及公安机关的明确职责，也有与公安机关职责相关或引申的内容，同时也有可遵循、参考的基本原则，以及需要与有关刑法、行政法衔接的内容。

要以《民法典》实施为契机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把《民法典》作为行政决策、执行、监督的重要标尺，加强法治公安建设，进一步规范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活动，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公安机关应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加强行政执法，积极履行职责。《民法典》对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和民事权利作了全面规范，明确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犯。《民法典》系统集成完善了现行有效的民事法律规范，全面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为民事主体开展各类民商事活动奠定了法律基础，也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民事权利，提供了法治保障。

文章来源：《中国警察》2020年第8期。作为民法典的重要执行者和遵守者，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深刻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民法典》的规定及精神，把握好行政执法、刑事司法与民事主体行为的边界，加强法治公安建设，切实推动《民法典》实施。

公安机关与《民法典》实施关系密切。作者简介：任进，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和法律教研部教授、博导。

《民法典》共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以及附则。《民法典》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确立和规定了民事基本制度，体现了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同时，它的一些规定与有关国家机关密切相关，也是行政机关依法履职的基本遵循。《民法典》为民事主体设定了广泛的民事权利。同时，公安机关对收到遗失物要及时通知或发布招领公告、妥善保管以及损害赔偿。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经济社会生活中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变化，《民法典》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意识，切实回应人民的法治需求，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另外，对违反《民法典》有关规定，同时也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公安机关要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对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造成他人损害的，要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责任人。

根据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采取自助行为的受害人的请求，对有关案件依法及时处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较轻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

这就要求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包括办理治安行政案件或刑事案件、网络安全、户政、交通、出入境管理以及调解民间纠纷等过程中，必须清楚自身行为和活动的范围和界限。各级政府要以保证民法典有效实施为重要抓手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机关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公安机关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执法办案全过程，促进法治与德治有机融合，更好守护公平正义，弘扬美德善行。要坚持问题导向，适应技术发展进步新需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加强同《民法典》相关的公安制度建设。没有法律、法规依据公安机关不得作出减损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合法权益或增加其义务的决定，不得以行政权力违法插手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例如，对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名誉权和人格尊严等的尊重和保障，出生登记、死亡登记以及涉及非正常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的出具，为被收养人办理户口登记，交通运输工具上人身和财产公共安全的维护，对于履行职责过程中知悉的自然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密、不得泄露或向他人非法提供等，都与公安工作有着直接或间接相关性。

经公安机关调解，当事人达成协议的，不予处罚。对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能够自主解决、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调节、行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公安机关不宜通过行政管理去解决

对于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未解决之前暂时维持现状[1]（P25）。[21]（P458）彭真所说的这个特殊情况就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后考虑在台湾设置特别行政区。

因此，《香港基本法》及其他特区法律、《澳门基本法》及其他特区法律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必须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都必须符合《宪法》并统一于《宪法》。第三，突出了《宪法》在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中的根本法地位。

特区内部各政党、社团以及不同行业和阶层的居民也持有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政治见解。而澳门地区此时尚未进入葡萄牙殖民管治时期，葡萄牙宪法对澳门的领土宣示并未在澳门产生实际效力，因而澳门宪制的历史并不能当然地以1822年宪法的生效为源头o。总体而言，在这一阶段，人们普遍承认《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效力，而对于《宪法》在形成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宪法》在特别行政区是否适用及如何适用等问题上语焉不详。2017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回归完成了香港宪制秩序的巨大转变，并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17]（P7）。

而那种基于《宪法》的理念、原则、精神及规范内涵以理解法律的情形并不被认为属于宪法适用。自中英两国政府于1984年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至香港正式回归，英国多次大幅修订两个宪制性文件，为过渡期内港英政府推行政制和法制两个方面的宪制改革提供宪制基础。

为保障《中英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承诺的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实施，在决定设立特别行政区的同时，全国人大依据《宪法》授权，分别于1990年制定了《香港基本法》、1993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于两部《基本法》通过的同时，分别通过关于《基本法》的合宪性决定o。另一方面，这一观点在制度依据层面，突出了《基本法》在创制特别行政区制度方面的功能，强调特别行政区的制度和政策由《基本法》规定，《基本法》成为特别行政区的制度、政策制定和实施以及本地立法的依据。

如果将《基本法》视为特别法，实际上是将《宪法》视为一般法，两者处于相同的效力位阶。现行《宪法》在赋予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都有国家立法权的前提下，为区分全国人大的法律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故有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之谓。